日本的書法歷史，在進入平安時期以前，曾有過一段漫長的發展演進過程。
早在飛鳥時代（569—642）的初期，聖德太子就曾遣小野妹子等留學生、
留學僧作為遣隋使前往中國學習。
他們長期旅居中國，認真學習、吸收中國文化。
書法自然也是其中重要一環。
當時的中國隋代，正盛行六朝書風，對日本遣隋使來說，自然深受影響。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時在由當高僧麗人曇徽來到日本，帶去了紙、墨的製作
技術。其結果是使日本能獨立製作紙墨，為日本書法的發展與奠繁榮定了
物質基礎。
遣隋使的頻繁往來西渡，將當時中國盛行的六朝書風帶回日本。
中國文化對日傳播的形式，是以佛教為中心而展開的，當時書法用功，
也都是服務於這一目的的。
比如說日本聖德太子就能寫得一手瀟灑而飄逸的六朝寫經書法。
著名的《法華義疏》佛教經卷草稿，至今尚傳世。
這篇草稿書風較自由，頗見筆力。
因是草稿，寫時不需應規入矩，比起正式的經生所書的千篇一律的
呆板寫經來，則能看到書者的個性來，
這是日本現今傳世的最早真跡之一。
由於遣隋使對中國文化的引進更兼聖德太子直承其影響，
故日本飛鳥時代，朝野上下競相效仿、風行中國六朝的寫經書風。
進人白凰時期（646—707）正是中國的初唐，與前代相比，
作為遣唐使的留學生、僧更加頻繁地被派往中國，學習唐文化。
大化二年（646) 日本天皇下詔改新，一切製法歸皆依唐為準則，
大有全盤唐化的趨勢。此時期日本的書風自然也向初唐書風轉化。
書法由實用性開始走藝術向性。
由於當時百濟和高句麗國相繼滅亡，
以前由此為中轉站向日本傳播中國南北朝文化的途徑消失。
於是日本開闢了新的直接通往中國大陸的交通渠道。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傳播和影響也變得更具直接性。
此時日本天智天皇御代（662—671)開設始立學校，
學校里設書博士，專門教授書法。
天武天皇十四年（383)位有名叫寶林的教化僧，書寫了佛教經典
《金剛場陀尼羅經》此書法雖日寫經，但細細揣視，便能發現書風
有明顯的刻意追求傾向。
行家一看，大概無人不會聯想到唐代書家歐陽通的《道因法師碑》來。
是的，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即當時日本人已不滿足實用性的寫字，
而對書法風格已有明顯的追求意識。
此寫經有別於六朝寫經生的匠人作風，字體取縱長勢，
結構緊密森嚴，大膽的露鋒起筆及急速的重頓捺法等特點，無不逼肖小歐。
這篇寫經作品至今尚存，
它對日本書道史，尤是其楷書的影響可謂意義重大和深遠。
日本人對歐陽詢系統的楷書有殊特的偏愛。
至今日本兒童初學大字時，皆以歐書為典範，
極少習顏真卿、柳公權或趙孟項的。
如平安三筆之一的日本磋峨天皇，就是一位酷愛歐書的人物。
看來歐書在日本人心目中之所以具有如此神聖的地位，
與這些淵遠流長的歷史背景不無關係的。
到了奈時良代，日本的書風又有所變化，開始崇尚中國晉唐書風。
晉唐書風，是指東晉王羲之為主的晉大士夫及直承其緒流的書家書風。
其實日書本風崇尚總是隨唐代的時風改變為轉移的。
人們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於是舉國上下
競相效法王書，時尚所趨，蔚然成風。
拼命學習模仿唐文化的東贏扶桑，自不例外。
奈良時代，以和銅三年(710)國都由藤原京遷至平城京(今奈良市)開始。
此時日本國力增強，社會的經濟、文化得到空前發展，族貴階級的生活
亦趨奢侈。
在文化方面，詩文、和歌、美術、工藝、建築等十分昌隆興盛。
書法——作為日本的國教，佛教經書寫傳播典的手段，漸漸成為
貴族們寫書詩文、和歌的書寫手段，即由實用性朝藝術性邁方向進，
其水平得到空前展發和提高，
大批的遣唐史，不但帶回了唐代崇晉崇王的書法時尚，
甚至還帶回了許多唐代書家真跡以及唐人雙鉤填墨，
模寫的王羲之書法法帖。
於是王羲之書法開始風行日本。
時至今日，書聖王羲之的真書法跡早已不存，
人們只能憑著借歷代刻帖及以唐雙鉤填墨本，擬想這位書聖的書風。
其中，最能反映王神書髓的是唐雙鉤填墨本《喪亂帖》和《孔侍帖中》，
但這些劇跡卻不存於中國而存於日本，並被認為就是當年光明皇后捐獻於
東大寺的王書中物遺。
提起光明皇后，她乃是日本書道史的一位舉足輕重的著名書法家。
她的書法作品至今尚有存世，如她臨王羲之名帖《樂毅論》，即是其中一品。
這篇臨書作品用筆挺堅剛勁，古盎然意，
很難想是象位女流書家所為。
有一點特別值得留意，即以此作現今與傳世刻帖中的《樂毅論》
加比以較，風格殊不相近。
另外不只是光明皇后，著名書家法藤原行成（972— 1027）也曾
臨寫不少王羲之尺犢法帖，而與今傳世的《淳化閣法帖》、《東書堂帖》
中所同收名帖風格大異。
因此可作如下推論 :
日本保存了更接近於王書風貌的東西，
光明皇后和藤原行成所臨不敢說一定如此，但至少現存日本的
《喪亂帖》、《孔待中帖》的存在，無可置疑地能證明這一點，
日本保存了許中多國已失傳的文化產遺，這是不爭的事實。
光明皇后除上述臨書外，還有《杜家立成雜書錄略》真跡傳世，
此書風的確有別於凡俗，逸宕飄灑中略帶幾分頑固，
用筆亦精到，很有些創獨性。
奈良時期的書法家除光明皇后外，還許有多人。
他們都分別受王羲之等晉代書風和唐代書風書的強烈影響。
至於以整個奈良時期的風尚，皆被晉唐風氣所取代，
確立了日本書法史上的根深蒂固的傳統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