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泉州灣的四大支港為法石港、後渚港、洛陽港、蚶江港，
此外還有崇武、秀塗、石湖、蚶江等港口。
蚶江港附近的石湖港，南邊的金釵山上，宋政和三年（1113）建有六勝塔，是海港的重要航標。
石湖港位於泉州灣口南岸，扼晉江咽喉，是泉州港的門戶，石獅市蚶江鎮所轄。
《臺灣開發大事記》載，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年（1792），先後開放臺灣的鹿港、八裏岔與蚶江對渡通商。
清政府在蚶江設立泉州府蚶江海防官署，下設海關、營盤、厘金（稅務），統管一府五縣（泉州府、晉江縣、南安縣、
惠安縣、同安縣、安溪縣）的對台貿易。
從蚶江啟航，出日湖，指南針坐乙辛字，水程八庚，一晝夜可直達鹿港。
百餘年來，來往蚶江、鹿港之間船隻近三百艘，單蚶江一地就有二十多家行郊，
如泉勝、泉泰、謙恭、謙益、晉豐等。
清嘉慶十年(1805） ，蚶江海防通判鄭□在蚶江鎮前安村建造蚶江海防官署，
嘉慶十一年（一八○六年）竣工。鄭自撰《蚶江海防官署碑記》（俗稱《對渡碑》），樹碑於官署內，
碑高二．九二米，寬○．八六米，厚○．一八米，長方形。
碑額橫排篆書十個字，碑文豎排楷書十四行五百六十六個字，內載蚶江與臺灣鹿港對渡的史實。
遺址和《對渡碑》均存留至今。
《蚶江海防官署碑記》云：
蚶江為泉州總口，與臺灣之鹿仔港對渡。上襟崇武、獺窟，下帶祥芝、永寧，
以日湖為門戶，以大、小墜山為藩籬，內則洛陽、浦內、法石諸港，直通雙江。
大小商漁，往來利涉，其視鹿仔港，直戶庭耳。利之所在，群趨若鶩，於是攬載商越，弊竇滋焉。
歲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當事者條其利弊上諸朝，議設正口，乃移福寧府通判于蚶江青管，掛驗巡防，
督催台運暨近轄詞訟，而以鷓鴣巡檢隸屬……
且當洋匪滋蔓，防守尤難刻離……
方今聖天子加意海疆，簡舟師，將以肅清巨浸，奠安商漁…… 。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州將軍永德上疏，奏請開設鹿港為正口，與泉州蚶江對渡通商。
第二年，清廷正式詔設鹿仔港(鹿港)為正口，與蚶江直渡，自此鹿港進入全盛時期。
鹿港與艋舺、台南府城幾乎掌控全島貨物的出入，因此台灣也就有了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
當地文史專家、《鹿港時報》創辦人林文雄表示，由蚶江港東渡鹿港，航線最短，當時一艘艘滿載大米、
鹿皮、蔗糖、木材、水果、海產品的商船，從鹿港起錨，駛向蚶江﹔而滿載藥材、瓷器、煙茶、工藝品的貨船，
也從蚶江啟航，一晝夜就直達鹿港，
鹿港成為帆檣雲集的港口和米谷土產的集散地，一時間贏得繁華猶似小泉州的美名。
在中山路上，清代各商號的遺址仍保存完好，泉郊會館的舊址也藏身其中，
高挂的匾額仿佛在訴說著郊商帶給這座小鎮的榮光。
郊和郊行，是閩台兩地民間使用的特有名詞，是指經營批發貿易的商行，
而泉郊會館是專門從事與泉州貿易的郊行。
據說，鼎盛時期共有泉郊、廈郊、南郊、油郊等8大商業組織，稱鹿港八郊。
其中泉郊最多，成員有200余家，而且最大的郊商正是林振嵩的日茂行。
林振嵩是永寧西門外人，乾隆三十年(1765)來鹿港經商，後設立日茂行從事兩岸貿易，
是當時鹿港規模最大的商行，也奠定了他在鹿港首富的地位。
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下，福州、廈門被開放為通商口岸，
列強在福、廈等地紛紛設立洋行、銀行、輪船公司，蚶江鹿港間傳統的海上商品貿易漸漸中落。
光緒年間，隨著淡水港開闢新的對外汽輪航線、基隆建港並修築通往台北的鐵路，
台灣商貿中心逐漸南移，以帆船運輸為主的泉台航運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1895年，清政府甲午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
蚶江與鹿港的對渡基本停止。
兩地間傳統的海上貿易也走入歷史。
蚶江鹿港間傳統的對渡貿易雖然終結，成為歷史，
但它在兩地間播下文化種子，卻生根發芽、枝繁葉茂，始終聯結著兩地民間的心靈。
多年的貿易和移民，促進了兩地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鹿港文史工作者陳世賢經常來往于鹿港與蚶江間，
進行田野調查與史料收集，通過商貿往來、民間信仰和移民歷史
探討鹿港與蚶江的淵源關系。
